南佐“古国”：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******
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
“宫城”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（局部） 作者供图
【考古中国】
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。什么是“文明”？现在一般所说的“文明”，多指对“Civilization”等西文词语的意译，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、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。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，国家固然不等同于“文明”，但要称得上“文明”，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。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，一是“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”，二是“公共权力的设立”。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，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“王权”。以此衡量，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，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，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。
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，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——董志塬上，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，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。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，1984—1986年和1994—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，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、勘探工作，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，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，可能有外环壕。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，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“护城河”和夯土宫墙围成的“宫城”。“宫城”中心为主殿，“九台”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、夯土台、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，出土了大量白陶、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，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。
数千人数年建成的“国家级”工程
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，而且宫殿、夯土台、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。以聚落中部的“九台”来说，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，现存还有5~7米高，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。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、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，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~4米厚的夯土护壁，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。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，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、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，内、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。“九台”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，以当时的条件，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“九台”，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。
再看中央“宫城”区。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“宫城”东西宽约55米、南北长约67米，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。“宫城”外有宽约15米、深10米多的“护城河”，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。加上“护城河”，整个“宫城”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。“宫城”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，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.5米，中央火坛（火塘）直径3.2米——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，规模之大前所未见。“宫城”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（侧殿）。所有这些宫墙、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，窄处宽1~1.5米，最宽处可达5米，现存高度1.5~3.5米，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。
“宫城”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，各处地面、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，甚至宫墙也不例外，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。我们可以想见，五千年前的南佐“宫城”，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，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。我们估计，“宫城”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“九台”区。
经勘探和试掘，在“九台”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、夯土台、壕渠水利工程等，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，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。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，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，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。据此推测，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。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“王权”，集合起国家力量，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。
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，出土的精美白陶、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，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。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，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，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。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，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。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，“九台”、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，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。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，集中规划建设而成，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，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。由此推断，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“古国”。
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
南佐都邑及“宫城”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、中轴对称格局。“九台”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，“宫城”位于“九台”中心，主殿位于“宫城”中心，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。主殿坐北朝南，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，向南到主殿中门（共有三门）、“宫城”南门，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，东西两侧的侧室（侧殿）和壕沟对称分布。
再放大一些视野，“九台”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，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。“宫城”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，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。外墙的门与“宫城”南门错开几米，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，增强了“宫城”的封闭性和防御性。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，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，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。
我们推测“九台”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，“宫城”区部分侧室（侧殿）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。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“九台”以外，推测“九台”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，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“圣区”或者贵族居住区。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、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，凸显了王权至上，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。
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
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了白陶、黑陶、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，成套的彩陶、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，涂抹朱砂的石镞、骨镞，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，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，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，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。
白陶、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，但在南佐“宫城”区却发现不少，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，表面光滑细腻，有釉质光泽。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，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，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，制作工艺还是个谜。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，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，有些彩陶成套出土，具有礼器性质。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，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，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——可既盖又塞，以防止酒精挥发。南佐的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。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，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、双腹盆、钵、缸、罐、瓮等很多器物上。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，但在南佐仅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，大小不一，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。经测定，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℃以上，最高达1116℃，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～1000℃之间。令人惊讶的，还有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，粟、黍数量极少，反之在“宫城”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、黍。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、黍为主而少见水稻，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，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。
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、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。白陶、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，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。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，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。有意思的是，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，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，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，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。据科技考古检测，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，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，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，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。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、朱砂，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。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，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。可见南佐“古国”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，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。
目前，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，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。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，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、埃及文明一样，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。
（作者：韩建业，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，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）
东西问·中外对话 | 消除“月经贫困”，东西方如何合作？******
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 题：消除“月经贫困”，东西方如何合作？
中新社记者 曾鼐
5月28日是国际经期卫生日。月经并非一个仅属于女性的私密话题，它背后关乎广大女性的健康和尊严。如今，“月经贫困”已成一个世界性问题。消除“月经贫困”，如何推动全球行动？创新科普宣传，中外该如何合作？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(Justine Coulson)对话快手博主“科学少女壳酱”王鸿坦。
康嘉婷表示，在不少地区，月经的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，需要国际合作消除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贫困”。她指出，一些西方的、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，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，要依托新技术手段，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心理健康和科普工作。
作为一名科普博主，王鸿坦认为，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导致，建议东西方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，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，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女性健康安全。
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(Justine Coulson)对话博主“科学少女壳酱”王鸿坦。 田博川 摄对话实录摘编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为什么一些地区会有“月经羞耻”的文化？“月经歧视”的现象严重吗？
康嘉婷：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，每天都有很多女性，因为月经而受到歧视或遭受不公平对待。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禁忌或对月经的污名化造成的，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没钱购买卫生用品。在一些文化中，女性在月经期间被认为是不洁或肮脏的，这显然是一个误区，但她们却因此被所在社群排斥。
在一些国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歧视，例如，女孩在学校来月经时会被男孩取笑、甚至遭遇性骚扰。有时，当一个女孩开始来月经后，尽管她还是个孩子，人们就认为她可以结婚了，这些女孩可能会被迫早婚。对于不少女性来说，经期安全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。
王鸿坦：历史上，“月经羞耻”是源于社会对月经没有科学认知，又因月经与性相关，本身属于较私密话题，常常被污名化。例如，在罗马时代有学者称，如果经期妇女碰到铁，铁会生锈，如果她碰到麦子，麦子会枯萎。随着现代医学发展，越来越多人认识到，月经属于正常生理现象，但受文化等因素影响，“月经羞耻”仍然刻在一些人的认知中。消除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羞耻”的问题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，需要在小朋友、青少年的成长阶段，为他们构建科学的认知体系。
中新社记者：“月经贫困”是什么？如何通过国际合作，解决“月经贫困”？
康嘉婷：“月经贫困”是指妇女或青春期女孩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卫生用品、治疗疼痛的药物、新内衣等一切保障经期健康所需要的物资。“月经贫困”不仅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，每个国家的贫穷女性都可能面临此问题，例如，在欧盟或我所在的国家英国，统计显示，预计每十个女孩中就有一个买不起每月所需的卫生用品。尤其疫情期间，很多家庭承受了额外的经济压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女孩需要这些卫生用品却无力购买时，她们可能会做出危险的事情，例如，她们可能会被迫去商店里偷东西，或进行性交易；女孩们也会因为买不起卫生产品，就不去上学了。
为了解决“月经贫困”的问题，一些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卫生用品的增值税，以降低经期管理成本，但国际社会仍需要做更多工作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可以作出贡献。特别是在非洲地区，女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，应该通过合作去解决问题。
当女孩受到歧视时，她们也会面临心理健康的问题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些来自西方的、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，并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未来可更多通过网络在年轻人中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工作。
中新社记者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？
康嘉婷：几十年来，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，致力于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等，中国的孕产妇保健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，可预防的母婴死亡率明显下降。在青年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，我们也与当地合作做了大量工作，普及性教育知识等。同时，也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，消除“重男轻女”的风气，我认为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。
中新社记者：女性在月经期间，喝热水有助于缓解不适吗？社会应如何更有效推动科普工作？
康嘉婷：全球范围内，平均有20%的女性在月经期间感到虚弱和疼痛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能够有条件管理经期健康、获得止痛药、向医疗工作者寻求咨询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想在月经期间喝热水，喝热水会让你感觉更好，那喝热水就没有坏处。我认为，在获取正确信息的基础上，做出个人选择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王鸿坦：网络流传的一些经期“保养秘方”，大多不科学，例如经期一定要多喝热水，热饮本身可能会对舒张血管有一定作用、缓解一点疼痛，但不适用所有人。经期处于一个更容易感染的状态，需要注意个人卫生，可以用温水清洗，但不可盲目购买网上推荐的洗液，洗液主要是针对一些疾病进行治疗，如果本人是健康状态，过度使用洗液反而容易生病。
做科普工作时发现，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“代代相传”造成的，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，谣言有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。在女性健康等领域，建议东西方加强合作，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，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，将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羞耻”等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。同时建议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合作，更多关注贫困地区的女性安全。
中新社记者：消除“月经歧视”，男性能做什么？
康嘉婷：回想起40年前，在我上学时，当女孩到了12岁，会被带去“谈话”，所谓“谈话”，即所有女孩被带到学校礼堂，听一场30分钟有关经期的演讲，没有提问机会。这是在那个年代，老师跟年轻人介绍月经的方式。在那次30分钟的“谈话”后，接下来5年学校生涯中，我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讨论经期健康，男孩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经健康的信息或指导。
现在，不应该再有人重复我12岁时的那种经历——仅仅跟女孩们在学校聊一次月经健康。现在需要在学校的生物课、性教育课程中设计相关的环节，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学习月经知识，让他们知道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，而不是一个禁忌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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